关于香港问题的历史因素解析以及香港未来发展的建议（《网传大盘点》七月份，第二篇）


【通告】《网传大盘点》系列更新时间变更


经过多个月来的思索和努力，我觉得维持《网传大盘点》每哥月进行更新的频率不切实际，因此改变为不定时发帖。这项决定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构思未来的贴文内容与为文中不同论点的佐证查找相关的资料，也能让我尝试不同的写作方式。


这篇帖文已经酝酿许久，而且经过几个月的资料查考和大搞。这导致原本预定2020年8或9月出版的此文推迟到来年。幸好，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草稿上用功，所以我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还有从中港两地历史对比得出来的见解都得以面世（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会把参考文献整理出来）。


我就介绍这么多了。以下的正文，请慢用。


香港国安法与香港问题


从政治体系与《基本法》，到《逃犯条例》到《国安法》，如果想要了解今年香港主权交接并归于祖国24年之际开始实行的《国安法》有怎样的来路，需要从更久远的历史说起。


乍看，《国安法》是针对香港上下自从201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反送中”等大型示威活动，想要平息类似破坏香港人民日常生活及饭碗的风波。可是已经考察，事情没那么简单，导致我为了撰写本篇《网络大盘转》，在网上考察了足足几个月，着实不容易。虽然做出了很多的研究，但是本人觉得，颁布的这些法律条例还有近年以来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触发着香港社会多方面的隐患。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我们不好简化事发经过，过早下结论。


（一）中国与香港历史事件的对比，以及对于香港内频频爆发的暴乱事件的启示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在确保“一国两制”这个特殊机制的《基本法》下，正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英国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有一定的民主权，也有自己的立法委员会，但是中国持有决定如何解读《基本法》条例的权力。可以肯定的是，香港自从那一刻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交接后的香港可不是一路来风平浪静，香港人民与大陆政府之间的矛盾可是接踵而至。为何如此呢？一方面是土地广袤，拥有巨大人口，并推崇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而另一方面是经过英国一百多年的统治，从专制独裁的制度逐渐转化成民主形式的政治制度影响下的繁华港口——香港。一旦回顾中国从清朝末年遭受西方势力下的败北到中国人民共和国初始的那段时期，与香港同时间段的历史做出比较，就或许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中国近代史以及香港历史的对比


时代 / 年份

中国大陆

香港

18世纪末（清朝）

英国对中国产生贸易逆差（原因是英方需向中方缴交高昂的税务还有进出口货物数量的差别），因而出口鸦片来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


主要原因是中国仍在奉行“闭关”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中国将自己看作“天朝上国”，关于其他民族的知识非常少，也不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1793年，清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函中说，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有必要和英国人做生意，跟他们通商纯粹是恩惠。

19 世纪初

约1850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极大提高，急需找到海外市场。于是英国的商船队装备了大炮，满载着廉价商品，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在海洋上四处航行，强行打开了许多国家的贸易之门。


鸦片进入市场后，形势逆转。鸦片危害人民健康，生产力下降（因为人人只顾着抽烟）。清廷腐败，受贿于英商。军队整体作战能力也降低。中国面临严重对英国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导致财库枯竭。

1839 年

为了执行皇帝于1838年颁发的禁烟令，林则徐被派遣前往广州（当时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执行。


6月3至25日：“虎门销烟”事件。


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他们希望能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


中国的立场就是政府公权至上，不要说收缴鸦片，就是需要就可以杀人。根据国际法，中国销毁鸦片需要进行赔偿，但中国不把英方的权益放在眼里。好在英国认为贩卖鸦片不是很光彩的事，因此没有追究。


7月7日：“林维喜事件”

林维喜是一个中国人，被英国水手打死了，林则徐要英国商务代表把杀人水手交出来，英国商务代表不肯交出来，因为只要交出来那个人就要杀头，对他们来说这是过失伤人致死罪，作为西方的法制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冲突，所以不愿意交，再说也查不出真凶，林则徐就是以清官判案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态，他把所有在广州与澳门的英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船里，赶到海里去，断绝供水，规定必须在三天里把犯人交出来，不交 出来我就烧船，一下烧死十几个人，其实中许多是非英国籍的无辜水手。

1840 年

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


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


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 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


6月，英国出军采取报复行为，还有借由“解放”当时相对落后的中国，强攻广州港口，第一鸦片战争爆发。

1842 - 1843 年

1842年8月2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满足了英国大多数的要求。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被迫开放给英国人贸易和居住。


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

1842年8月29日，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


英殖民时代

一开始，英国人发现香港不适合开埠。其原因有两方面—— 

1. 英国视角：对其贸易利益不相关，因为当时利益是集中在盛产茶叶以及丝绸的北部地区，而不是在南部的香港岛。

2. 香港视角：当时，香港作为非法营业的大本营，支撑着两大半垄断性的产业——其一为为中国进口鸦片，其二为将劳工贩运到中国境外（苦力贸易）。


为了巩固香港岛在大英帝国政府的地位，香港岛英殖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


英殖民政府开始在香港镇压反抗其治理（其中一个较为流行的反抗手段就是岛民攻击国外工厂）的居民。为了搞昂贵的公共基础硬件建设和政府工程（从而引起一股“砖块热”），英殖民政府财务采取收缴高税务和垄断当地产业的做法，引起香港岛居民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的内乱。

1843 - 1850 年

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无力抵抗英方势力对于本国政治和经济的入侵。


中方不仅需要向英方赔款和赎城，以弥补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清政府也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


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发动反清起义。


该世纪4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诞生。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学习西方思想成为潮流。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一方面，它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弊端和民族危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风气，初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全新观念，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的先驱，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它主要是服务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依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却不能触及封建制度，“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这种将道势对立起来的观念，没有冲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封建思想藩篱，也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

在战争与内乱不停的时代，香港成为一个军事基地还有逃离中国大陆战争的一个避难所。这彰显了香港作为一个永久英殖民地的价值。


英国颁布《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建立香港殖民地。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设总督为政府首长，按照英国的法律，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香港的总督是英皇在香港的全权代表。港总督统

揽香港的行政、立法大权，兼任英驻港三军总司令。同时成立议政局（现称行政局）、定例局（现

称立法局），其职能为协助港督处理政务，1843年年初英国政府指示成立香港法庭，从此英国统治下的政府架构彻底形成。


从 19 世纪 40 年代

起，香港政府实行种族歧视、分区而治的政策。香港居民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华人社会与欧人社会。早在 1943 年末，香港首任总督砵甸乍就已决定将中环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欧人专属居住区和商业区。次年初，下令该地华人于六个月内一律迁居太平山区。

1851 - 1855 年

1851年起始，全国各地席卷进由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之中。该运动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是目前为止世上殒命人员最多的战争，丧命者高达数千万人。


与此同时，英国并不满足于在《南京条约》中所得，希望得到更多优惠，如中国开放更多贸易港口、把鸦片交易合法化，以及得到最惠国待遇等。中英两国关系在1850年代愈见紧张。


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平分土地为核心，宣布“凡天下天田下人同耕”，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该制度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冲击和否定，是农民起义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它又是不切实际的绝对平均主义，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分配上也是由国库绝对平均分配，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又否定商业和独立手工业，也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未能真正推行。1854年，太平天国宣布仍照清朝廷的制度来征收田赋，并没有改变土地占有制度，而且允许地主收租。

在英国的统治下，华族人被排斥在外，即便有民主机制，实际上也是被迫接受英方专制、独裁形式的政治。

1856 - 1864 年

1856年发生“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发生的一次公开的分裂。天京事变使太平军元气大伤，并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864年，洪秀全病逝。不久后，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随着天京的陷落，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


国内民族资产主义产生：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从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40年代，早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1860年间，开战原因多且复杂。总括来说，英国并不满足于在《南京条约》中所得，希望得到更多优惠，如中国开放更多贸易港口、把鸦片交易合法化，以及得到最惠国待遇等。中英两国关系在1850年代愈见紧张，至1856年10月，广州政府扣押一艘由中国人拥有、在香港注册的西式中国帆船，并拘捕了涉嫌走私的船员。有谣言指事发时英国国旗被扯下，此举被认为是对英国皇室的侮辱（其后发现该船只的登记文件于事发时已经过期）。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1857年，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


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严重的破坏，使俄、美、英、法获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权。它为英国通过其驻华使领人员对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提供了条件，并使得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扩展到了华南、长江流域和东北，更加靠近出口货物的产地和进口货物的行销地，从而更加有利于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原料，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


不过，中外双方于1860年重启战衅，英法两国加强军备，攻击并占领首都北京，又焚烧和抢掠圆明园。战事以签订《北京条约》，中方割让九龙半岛予英国作结。条约内容包括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开放天津为条约港，以及容许英国船只运载卖身劳工至美洲。 


注：中国与他国交战后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

自《南京条约》签订，英国不满足于领土只限于香港岛，已开始觊觎九龙半岛。自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至1859年，九龙半岛仍然是中国领土，由清政府管治，是英国政府与驻扎九龙城的中国驻军的缓冲区。港督戴维斯(John Davis)爵士曾表示该区是中立地区。然而，英国政府渴望占领九龙半岛，以扩充其殖民地范围及完全控制港口。港督宝灵(John Bowring)爵士向其祖国施压，要求取得九龙半岛作军事、商业、卫生和保安用途。由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不包括割让九龙半岛，因此宝灵奉命就租借九龙半岛与广东政府谈判。中英双方后来重启战衅，战争以《北京条约》作结。条例订明英方可占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及昂船洲，自此殖民地政府得以控制整个维多利亚港。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带来其他影响。1856年广州的十三行大火，迫使驻粤外商将公司总部及买办迁到香港，为十九世纪末期的香港带来资金、人才及贸易发展经验。


十三行大火事件：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舜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北京条约》签订，把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于1861年1月19日将南九龙正式交割给英国。



1865 - 1890年

19世纪末，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中法战争是继英法联军之役后清朝与法国的另一场大战。战事由法国侵略中国藩属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所引起，包含陆、海两方面战场。1870年代起，欧美列强加紧对外资本输出，时时觊觎中国的陆、海藩属。其间法国加强掠夺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祸延中越边境，曾遇中国刘永福部屡加阻击，并终于在1883年12月导致中法之战。即便清军在陆战上有几次战胜法军，但是在海战及台湾之战上连连失利。清军虽因镇南关、谅山的胜利改变了连战连败的颓势，但战场主动权仍完全在法军手中。要说清廷有什么优势，顶多就是携眼下得胜之余威，且趁法军援兵尚未抵达时，可以要求重启和谈并提升自己的筹码。况且，当时清朝已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885年6月9日，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1845—1925）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该条约中，法国放弃对台湾的封锁，及撤离基隆和澎湖群岛，换取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虽说清朝因此失去越南，但越南不过是大清的藩属，用一个早已陷落的藩属来确保对固有领土台湾的主权，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清朝不用向法国割地赔款，则还是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若战争继续下去，一旦法军援兵到达，清军能坚挺多久，能不能保住胜势，这些都是未知数。倘若再有一次丧师失地，割地赔款肯定是少不了的。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北洋水师，实际上仅有的目的，就是应对海外危机，尤其是日本的危机。但是不少大臣，包括慈禧和光绪，都对日本能够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危害，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甚至还有一些瞧不上日本，觉得日本“不过尔尔”。还认为李鸿章之所以要发展北洋水师，只不过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淮军势力。当然就要在朝中反对他了。北洋水师因此是肯定得不到足够重视，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发展不起来，因此输给日本就是必然的。


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1860 年以后，随着国际商业和交通的巨大变革，香港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在此期间，各种基础设

施相继完善，为香港进一步的发展腾飞奠定了基础。



1891 - 1899年

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岛割让给日本。此条约的签订，更加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资本输出的激烈竞争，还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广大民众顽强反抗，发动起一系列的爱国运动。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898年6月,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光绪帝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由于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以慈禧太后等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本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越发肆无忌惮地抢占中国各地，发生了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895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过后在英国境内，清公使馆诱捕了孙中山。经过一波三折，孙中山在1896年获得释放。在他获释不久，用英文写成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伦敦蒙难事件，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还是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一直在伦敦居留至1897年7月2日，并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产和经济等书籍。在大英博物馆的数月间，他虽然始终受到清公使馆人员的监视，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这里的书籍却使他大开眼界。经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也更趋完整和成熟。


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英国政府趁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向中国租借深圳河以南土地99年，其中包括九龙

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的 200多个岛屿，此地之后统称为“新界”。

1900 - 1911年

结果，以慈禧太后的主导下，义和团运动受清廷利用，来展开对于列强的斗争。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成为列强发动战争的借口。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1900年夏，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20世纪初，出现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派通过与保皇派的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萍浏醴、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1911年，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不惜丧失国家主权，将铁路收归国有，且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通过此举，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获胜。这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开端。


武昌起义成功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


1912 - 1922年

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象征着清朝的结束。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摧毁封建势力。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复辟帝制的活动。1915年底，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即死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月，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北京拥戴溥仪（清朝废帝）复辟，但复辟丑剧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执政后, 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短暂的发展。


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可谓“自古弱国无外交”。此事激起中国人民强烈义愤。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6月初，运动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并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1923 - 1927年

1923年2月7日发生了“二七惨案”，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  “二七”大罢工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中国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迅速开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湖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武装力量，对军阀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并取得胜利。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对陈炯明残部进行第二次东征。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为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1926年7月初，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便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1927年5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


1927 - 1936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8年，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一般是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国共十年对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拉开序幕。从1930年12月开始，至1933年4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围剿”。工农红军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就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文，称“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以攘外，剿匪以抗日”。当时的安内，主要指剿共，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从南到北围剿中共的农村根据地，于是对日本侵略每每妥协、姑息及退让。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其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及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兵营遭日军炸毁焚烧。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人数上虽然超过日军，但装备、训练上远远不及，加上接到“不抵抗”命令，令日军得以迅速推进。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为达以华制华目的，决定扶植傀儡政权。1932年3月，在日本的策划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行至东北。3月1日，发布《建国宣言》，成立了日本卵翼下的“满洲国”。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侵华步伐没有停止。1932年1月，日本令女间谍川岛芳子（满洲贵族金璧辉）等策动日本僧人被殴等事件，又借口上海抵制日货，要求中国道歉、赔偿、惩凶。但未等上海政府答复，日军即在大批战舰、飞机及坦克的支援下，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上海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史称“一二八事变”。至3月初，国军才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在英、美、法等斡旋下，中日于5月签署停战协定，战事结束。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急欲进入华北平原，决定先占领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前沿阵地热河。为此，1933年1月初，日军先攻取山海关，然后兵分三路直扑热河。日军快速推进，不到两个月，热河全省沦陷，直抵长城。华北军民奋起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由于长城沿线国军奋勇抵抗，日军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但一时也难以大举推进，国民政府又忙于南方剿共，因此中日双方在塘沽暂时签订了停战协议。


1933年秋，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连串事件，总称“华北事变”。大批日本关东军入关，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威逼平津。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国内国际复杂的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启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 - 1946年

1937年7月7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变”，蓄意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大规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抗击日军侵略，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叛国投敌，亲英美派抗战逐渐消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和无情的揭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中国的抗战也得到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与正义人士的援助，中国人民对此也永怀感恩。


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经过十四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底，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被解放区军民打退，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

1941年11月6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第23军奉命制定攻占香港的计划，并在该月底完成作战准备。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发起攻击，空军轰炸启德机场的英机，夺得制空权。第二遣华舰队在海上封锁香港。9日进攻英军各据点，12日突破守军主要防线。14日占领九龙，并炮击香港。18—19日登陆并占领香港岛东北部。21日切断水源。25日下午7时30分英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东旅英军26日凌晨才向日本军队投降。


香港保卫战以失败告终，香港日治时期由此开始。日本军政府治理香港。日据时期初期，酒井隆实施戒严令，日本于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发布行政指令。日本军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经济部、司法部及军事部等）制定了严厉的法例及设立管辖全香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战俘（包括英军及市民）被囚禁于深水埗和赤柱的战俘营，战俘备受饥饿、病患之苦。同时，日本军政府封锁维多利亚港、控制海旁的货仓。

1942年1月，由印度人及中国香港人组成的的警察被征召成为宪兵队。日本宪兵将香港的警察局分为5区，东香港、西香港、九龙、新界及水警。总部位于香港岛中环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今香港终审法院）。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  正式成立，由日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香港总督，结束了军政府时期。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于当时的台湾和朝鲜，故日本并没有于香港筹组傀儡的“自治政府”。 日本人在新的政府占据了多数重要职位，中国人只可以担当一些中低级职位。但日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也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华人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和、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与英治时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或协议会并无法律上权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发香港归属问题。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英国应把香港主权交回蒋中正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但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但这同时避免数年后受到国共内战的影响，由国民政府变成中共政府统治。1945年8月15日，英国宣布接收香港及恢复香港的管治。中华民国政府曾表示强烈反对，但经过多次交涉及美国的协调后，中方最后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两国政府授权委托下，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抵港，正式代表英国恢复对香港殖民统治，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前，每年重光纪念日都成为了香港的公众假期。另一方面，1945年9月16日，中华民国、英国及日本代表于香港总督府联合签署香港的受降文件，正式代表了日本在香港的投降。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后，暂时以军政府形式管治，使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1946年5月1日，曾被囚于沈阳集中营的前总督杨慕琦复职，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恢复正常。


夏悫亦1945年9月1日颁布《军政府统治公告》，正式宣布成立军政府。军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接收政府机关及船坞，并释放盟国战俘和被囚的英国侨民，而且亦使水电供应等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警署、航政署等政府部门也恢复运作，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香港日治时期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大规模的饥荒与传染病的猖獗，各种物资相当短缺，而民房亦多遭破坏。为了尽快使百废待兴的香港恢复正常，由夏悫领导的军政府执行全面的管制政策，无论是贸易及工商业还是市面的粮食和日用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统制，又从东南亚地区运来大量粮食到港。1945年11月，管制政策结束，大部份物资恢复自由贸易。香港的战后重建速度惊人，1946年中期人口便回到战前水平，商业兴旺。军政府成立了14个战犯调查处，并审判了200多名日军战犯。在日本投降8个月后，平民政府恢复管治。

1946 - 1956年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

从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1949年1月底，北平宣布和平解放。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有关国旗、国歌、纪年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以北平为首都，改名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二战后，香港人口数量急剧上升，特别是遇到50年代末内地的自然灾害，大量的内地居民涌入香港，导致香港60年代后接近300多万人口。


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后，大量原来倾向国民党之人员移居香港。每年10月10日时值“中华民国国庆”（又称“双十节”），他们聚居的地方皆会挂上大量“中华民国国旗”，数量甚多，旗海飘扬。


1956年10月10日至10月12日，香港九龙及荃湾等地发生的一次骚乱，事件的导火线是徙置事务处职员在10月10日移除悬挂在李郑屋徙置区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大型“双十”徽牌。事件酿成约60人丧生，逾300人受伤。双十暴动是由移居香港的右派亲国民党分子在香港发动的严重骚乱暴动事件，也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骚乱暴动事件。


1957 - 1966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中国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正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1967 - 1977年

1966年中旬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不久后，文革结束。

六七暴动（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份基本结束，是一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在事件中，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左派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


香港殖民地政府研究六六、六七两次暴动成因后，被迫调整管治策略。政府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缓和市民不安情绪及与政府的对立。政府在暴动结束后一年，即1968年已着手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为改善与市民在地区层面上的沟通，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于1968年成立民政处（即今日的民政事务总署）。暴动催生了香港在七十年代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各方面的改革。

1978 - 1996年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恢复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被罢免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他第三次被起用。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可拨乱反正、恢复经济才是最紧迫的工作。10月2日，他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显地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关系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中国经济建设离不开海外关系这个“好东西”。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批准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中提出的。）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中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其暴乱由大学生等青年分子发起，主张民主政治而不支持社会主义，俗称八九民运。这张风波由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尾。据说，中共以武力手段强行平息这场暴乱，官方说法没有承认，只说明动乱的元凶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统治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中共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相继作出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问题。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又使英国政府改变了香港问题谈判的合作态度，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甚至利用港人的“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来京的李嘉诚。他先和李嘉诚谈论稳定对中国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谈到香港问题，他说：“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〇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去。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难不倒中国人的。”


邓小平讲到这儿，加重语气说：“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

1997 - 2012年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1997年7月1日，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英国王子查尔斯、首相布莱尔等出席仪式。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003年春天中国遭遇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灾害。面对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的胜利。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防治非典工作取得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进行总结。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


进入21世纪，中国再次作出决策，支持北京市申办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13亿中国人民又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举办奥运会的热切期望。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中国北京。2008年8月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北京成功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第十三届残奥会。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发挥举国体制作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强保障。


1997年下半年，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引发了二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层面冲击最巨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6-7月间，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1998年8月下旬，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对国际炒家予以反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1998年8月28日，香港全天成交额达到790亿元港币，创下当时的记录。香港政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收盘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索罗斯在此一役损失惨重。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内发生了不少围绕“一国两制”政策以及“基本法”的示威活动。


2003年7月1日，香港数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游行者有对经济持续多年不景气的怨气，有对《基本法》23条（香港基本法中一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法律条文。 其用意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该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立法咨询过程的不满，也有对特区政府施政、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游行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或骚乱。“七一”大游行之后，特区政府迅速回应民意诉求，积极改善各项施政，并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时撤回23条立法草案，以作进一步咨询。

2013年至今

201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表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以违法占领道路的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普选，之后联同香港社会学者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共同成为占领运动发起人，他们被称为“占中三子”。戴耀廷说“提出占中”本身是希望争取与中港政府谈判，但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831决定”，订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要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先作提名，再供选民投票。这个委员员大部分是亲北京阵营的人。当时正筹备“占中”的戴耀廷已经表明，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继续占领行动，只是一场“大龙凤”（闹剧），鼓励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但这场运动一年后没有跟随“占中三子”的计划进行。他们原本只希望几千人在中环和平占领等候被捕，但学生们似乎不太同意，采取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宣布罢课，并在2014年9月26日“占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号召群众冲入公民广场，他们被警方重重包围下，激发大批市民到现场声援。


香港“七一”游行上次再创纪录是2014年，时值香港政改之争，民阵当时以争取公民提名为主题举办游行。此外，中国国务院当年6月初发表白皮书，强调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引起大批港人的强烈不满，最后有51万港人上街。


2014年9月28日，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为了争取一个没有筛选机制的普选制度，占领政府总部外的道路，揭开为期79天的占领运动（又称“雨伞运动”）， 但这场浩浩荡荡“占中”运动并没有换来北京和其控制香港政府的任何让步。虽然“占中”并没有成功争取普选，但这场运动被广泛认为在孕育了香港民主抗争的种子。


2015年12月底，巨流传媒合伙人、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李波，在未经过香港法律程序下，即被中共当局秘密押回中国大陆。中共当局承认该书店还有另外四位失踪股东和员工也在大陆接受所谓犯罪调查。李波等五人的最新遭遇，充分揭示了中共海外绑架和威胁香港法治与出版自由的现实，导致了其一再向世界宣称的“一国两制”幻影的破灭。这标志着大陆安全力量在香港任意执法已成为现实，甚至连香港特首梁振英也不得不承认“严重侵犯《香港基本法》”。英国外交部2016年2月12日发表最新一份香港报告，指铜锣湾书店李波事件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一国两制”原则。自从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政府上台以来，不仅在大陆内部对言论出版高压严打，而且彻底改变了容忍香港出版自由的态度，以至于发展到今日输出野蛮“执法”，公然出手从海外绑架出版业人士。


对此，海外各地民运人士不断纷纷抗议，香港各界更在1月10日下午举行“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要求立即释放铜锣湾书店5人”游行。几十个政界和民间团体，数千名香港市民从香港政府总部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破坏“一国两制”，威胁香港市民人身安全。


2016年，香港爆发“反释法大游行”。由青年新政候任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引发的“宣誓风波”持续发酵，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周五决定启动法律解释程序，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澄清香港公职人员的宣誓效忠制度。这将是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后，中国第五次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


为表示抗议，港人昨天上街示威，多数示威者身穿黑色上衣，他们高喊“反对人大释法”、“守护三权分立”的口号，从湾仔闹市游行往新终审法院大楼；也有示威者手持标语牌，上写着“中国释法践踏香港民众”。


2019年，由“反送中”等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及游行在香港闹得翻天覆地。虽然引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是《逃犯条例》，但这并不是港府草拟修改的唯一一部条例。先说《逃犯条例》。简言之，修改后的条例将允许香港拘留和转移在同它没有正式引渡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遭到通缉的人员。香港目前和20个国家签有长期的逃犯移交协议。相关法律也规定，香港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一次性移交。但目前条文订明，香港的逃犯移交条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修改案将删除这个限制。提议修改的第二个条例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现行条例规定，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可以要求香港机构提供刑事协助、搜集证据。修改草案也移除与《逃犯条例》类似的限制，使香港机构可向中国提供与刑事相关的协助，比如，冻结或者没收资产。二者之中《逃犯条例》在香港人中间引发更大焦虑，因为修改后条例将允许在香港被捕的人移送中国大陆受审、服刑，在港人看来，这是一个事关人人的重大政策转变。此次规模浩大的反《逃犯条例》抗议示威，也可以说是香港人对自由受侵蚀的担忧、对北京干涉的愤怒、对港府缺乏作为的不满进一步上升的表现。具体讲，在修订《逃犯条例》上，港府被指敷衍了事，没有给立法会、公众足够长的讨论时间，不重视各界深入审议、增加更多保障条款的呼吁。香港政府提出修改案是在今年二月，之后只有二十余天的时间给公众参与讨论，给出的论据也缺乏说服力。


示威者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五大诉求”：

  1. 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已达成）

  2. 无条件释放被拘捕的示威者

  3. 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

  4. 取消以「暴动」定性6月12日的警民冲突。

  5. 尽快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即「双普选」）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那一刻，人民大会堂里掌声经久不息。“‘修例风波’期间，‘黑暴’‘港独’‘揽炒’愈演愈烈，不断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和底线，中央不得不出手扭转香港乱局。”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说。6月18日至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进行审议。一个多星期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将这部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对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有着重要作用。”武汉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周叶中说，这部法律填补了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上的法律空白，明确了中央与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责、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内容以及惩治机制。可是，这决议过程其中缺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人民的参与。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在6月8日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的主题演讲。张晓明认为，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集中体现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我们要建设一个真正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但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则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变成外部势力一枚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这是影响“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和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乱象和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由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的。


中国与香港历史对比下来，最明显的特点在于中国在21世纪之前经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政权和制度上的变革，而香港自从开埠以来就在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过着相对平稳的日子，但是一旦其主权交还给中共之后，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静——直到《国安法》的发布还有对涉及暴动的分子施加严厉的法律处分。我们可以看出中港冲突的本质在于两地截然不同，互相对立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和解。


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上，该治理主义有以下几个原则：

  1.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2. “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

  3.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4.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些是通过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等方面实践的。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既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香港

资本主义

主要特征有：

  1. 私有制

  2. 市场经济

  3. 按资分配


根据观察家，香港原本奉行的自由资本主义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出现变异。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150多年前殖民地宗主国建立起来的，一直奉行“自由竞争”，回归前修订为“积极不干预”，现在实际成了“积极干预”，例如限制内地游客购买奶粉的数量、阻止“双非”婴儿在港出生、限制非香港居民在港购买商品房等。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已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异化成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结果是，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普通市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不如回归前，甚至落后于新加坡、韩国、澳门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政府网、英国广播公司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方网、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网等含有历史和新闻资料的网站

（二）香港在2047年后的路该怎么走？


纵观历史，我认为对于香港最理想的发展方式就是把重心放在人民的福祉，与中共着手解决民生问题。这可以使得“一国两制”出现双赢情况，将两种不同的制度释放互补性，完善社会与资本主义当中的缺陷，并走出符合国情、民情的道路。中共应当同香港特区尊重《基本法》，在不触碰国家主权的底线的前提下，予以利于香港特区政府及人民在治理该区的决策方面拥有更多主动性的政策。


关于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自信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将自己的身份立足于更有建设性的方面，如发展殖民时期的文化遗产还有民族自由精神，而不是滥用自由权去不负责任地大搞祸国殃民的分裂运动。


为了消除香港人在政治理论和政治体系的认知还有发展上的迷雾，公民教育还有媒体宣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政府、报社以及非政府组织可以联手打造一个积极的政治与社会舆论的氛围，通过广纳民意还有学术研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反馈机制，让各界人士对于完善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除了我个人的见解以外，网上还有不少关于香港问题的评论和建议，大家不妨读一读。其中，我觉得有篇文章对于香港问题和出路的解析做的非常到位，因此分享此文：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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